計劃經濟低效率的歷史考察-展會活動-艾草網

從1954年起，伴隨著計劃經濟在全國范圍內的施行，中國的國民經濟卻并沒有如預期般的獲得快速增長，反而是出現了嚴重下挫形勢。

以工業部門為例，1954年當年就出現了建國以來首次工業總產值增速下降，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速為13.4％(不計通貨膨脹)，比1953年的33％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也遠比1952年的28％低。同樣的，在1949-1952年期間農業增加值、工業增加值以及國民收入總額的平均年增長率分別為14.2％、34.6％、19.1％，而這三項指標在一五時期的平均年增長率就下降到3.9％、21.7％、10％。[1]

除了這些抽象的統計數字之外，計劃經濟還造成了難以計數的混亂局面：

首先是上下游工業鏈的斷裂，計劃經濟下的常態是部分工業原材料供應不足，而另一部分的工業產品又存在積壓滯銷。在國務院于1956年7月10日-7月30日召集15個省市的工業廳(局)負責人、中央各工業部、各有關單位代表參加的全國公私合營工業改造會議中，廣東省代表就反映：制藥、煙酒、金屬制品、皮革等輕工業出現較嚴重的原材料緊缺，而磚瓦、紐扣、木材、棉織等輕工業卻反過來產品滯銷或計劃任務不足，導致開工困難，甚至“一些職工只好靠摸魚打柴為生”。

福建省反應省內的棉紗、生膠、銅材、塑膠、造紙等產業都出現了原材料緊缺的困難局面。云南省內多個輕工業的原材料供應不足并影響生產，煉油業和橡膠業甚至因此半停工。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廣西等多個省市出現了五金器材、鋼鐵、水泥、木材等工業中間品和建筑材料的緊缺。廣西化工廠因缺氯化鉀而停產一個多月，農具廠也因缺材料而半停工。無錫市25個工業門類的396種主要原材料，就有62種供應不上。上下游工業鏈的崩潰還反映在設備維修方面：”南京市曾出現國營企業干部夾著圖紙滿街走，找不到原有協作關系”。此外多個省市的輕工業產品(煙酒、火柴)卻出現了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和產品積壓滯銷。

上海新亞藥廠所需要的氰乙酸乙酯原本由蘇州益民廠提供，但后者非國營企業，被整頓出了供貨系統，新亞廠只得做好了停產的準備。后來公司通過協商決定從天津分公司采購供應，可謂是舍近求。再如上海通用藥廠生產的20片裝氯霉素膠丸出現外包裝盒供應脫節，分公司的解決辦法是令通用廠改產大包裝100片裝膠丸，以保證計劃指標的完成。[2]

其次工業部門與商業部門間的脫軌。在經歷了去市場化后，工商企業之間關于價格、產量、質量、利潤分配等方面的矛盾激化嚴重。商業企業往往不能為工業按時供應原材料，或供應的原材料貨不對板、質量不過關。而當本地商業企業滿足不了本地工業的采購需要時，貿易公司、商業行政的主管部門卻又限制工業企業自行向外地采購[3]。由于在計劃經濟下商業企業既是工業企業的上游原材料供貨商，又是下游產業產品的承銷商，以致于有的商業企業收走了工業產品后不付款，或借口產品質量不高只給七八折貨款。而一旦雙方爭持不下，商業企業就威脅工業企業要停止供應原材料。當時安徽省商業企業不滿意工業企業不按計劃生產、工業品質量不高，影響商業零售和批發。為了協調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的矛盾，當時的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都曾親自主持并商定好辦法，但省級商業企業仍以總公司不同意為由拒絕執行。

又如中國醫藥工業公司集中統一后就不再收購和銷售醫藥公司以外單位生產的藥品，就是只有醫藥公司的工廠才可以生產藥品。為此不少上海的工廠只能停止藥品或藥品原料的生產，導致上海市化工、輕工、水產等局所屬31個企業、近百種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發生大量違約和經濟損失。如未進入托拉斯的上海東海制藥廠有維生素A、D、E、木榴油和六合維他等膠丸被要求停產，其中已簽訂的7萬瓶維生素E膠丸供貨合同面臨違約。同時，該廠利用帶魚鱗生產的咖啡因，1964年的產量在6噸左右，1965年只允許繼續生產3噸，嚴重影響到了依靠加工魚鱗為生的兩千多戶人家的經濟收入。第二商業局禽蛋加工廠以次蛋加工而成的卵磷脂，每年有36萬瓶的生產能力，亦被要求在庫存原料用完后停產。上海試劑廠花費7萬元的乙酰胺